鉴于这一原因，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一直强调，对于邻人保护而言，考虑要求只是辅助性的，而非一项普遍的、所有建筑行为都须遵循的硬性规则。

行政法的价值理念有抽象和具体之分，目前可能还分散在各种单行立法之中，也可能体现在学理共识之上，将来必然还需要通过行政法典来整合。但是，行政法典不同于刑法典或民法典，其实施的重心应当放在依法行政而非依法裁判，所以行政法法典化更加需要突出其体系性来发挥行政法规范的普遍性、明确性、完整性和安定性等功能。

2001年，李鹏委员长在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讲座时指出：我们要进一步加快行政立法的进程，在抓紧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措施法、行政收费法等法律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我国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法典是法律与政治权力合作的桥梁。参与立法的主要亲历者回忆道：当时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热潮中，民主法制呼声很高。但实际上，行政法对于刑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和民法意思自治、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上起到承上启下、融贯互通的作用。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认为，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法典化命题的提出，是推动我国行政法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契机。

在行政法总则中规定分则各编共同的行政法原则、主体、程序、救济和责任制度等，分则各编就不必再另行规定，这也有助于节约立法资源。因此，至今仍存在极个别反法典化的观点，甚至认为行政法领域不编纂行政法典才是遵循了行政法本身规律。随着《密码法》的推行，公众对密码技术的认识和运用加密技术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的程度提高，会造成执法和司法机关获取数据的技术困难。

[59]前者则进一步区分为找到密码（口令）、暴力破解和通过侦查、审讯嫌疑人获取密码。然而，密钥托管系统遭到了法律界和产业界的集体反对，最终无法推行。[16]密码朋克邮件组（Cyberpunk Mailing-List）于1992年成立，其早期成员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BT下载创始人布拉姆·科恩（Bram Cohen）、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万维网WWW的发明者蒂姆·李（Tim B. Lee）、脸书的创始人之一帕克（Sean Parker）以及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63]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执法机关的解密效果与加密技术的规制密切相关，特别是法律对于个人使用商用密码的强度（特别是密钥长度）的规定。

[50] 作为中国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加密义务居于重要地位。[28]具体的管制标准主要考量两个因素：一是密码软件的加密属性，特别是密钥长度。

（二）加密技术规制的基本形态：国际与比较的视角 正是因为非对称密码的出现，针对密码的法律规制开始成为问题。随着《密码法》的出台和个人信息加密意识提高，公民通过使用加密技术和软件防止通信泄密的倾向势必会变得越来越强。[71]参见马民虎、果园、马宁：《自解密义务的法律困惑及其本土适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9-94页。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商用密码和加强对商用密码管理工作的通知》，确定统一领导、集中管理、定点研制、专控经营、满足使用的发展和管理方针。

上述案件体现出来的是在执法机关获取数据的场景中典型的问题所在，即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法律上的自解密义务。[39]参见《密码法》第6条。在税收领域，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也是采用密码技术保护涉税信息，增值税发票上的四个二维码，就是密码技术的应用。究其实质，互联网从其底层架构而言，易攻难守。

[36]例如，国内企业进口密码产品，或在中国境内营业的外资企业要使用外国密码产品，都须向密码管理部门申请备案。[24]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由于密码本身是进出口法律中的武器，因此也可以享受第二修正案持有武器的权利的保护。

密码行业也属于高科技研发和应用行业，相关产业的国际影响力对于国家乃至于社会来说也非常重要。[72]参见《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5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另一方面，密码也可以提供安全认证，即保证信息发送主体真实可靠，防止欺诈和误解。难点在于网络运营者的协助解密义务，这有待于更为细化的制度进行澄清。然而，一旦加密普及开来，执法机关将会面临重大障碍。密码本身乃是一整套用于加密解密信息的计算机代码，而国家秘密则是需要加密解密的信息内容本身，且是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一类机密信息。[49]由于密码和加密技术会起到促进数字经济和个人生活等方面的作用，密码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问题将变得更加重要。[21]秉承两个目标，形成于20世纪末密码圣战之后的现行美国密码法和密码规制体系，总体原则可以概括为：内部使用自由和对外出口管制。

一方面，在密码普遍使用之后，密码技术及其规制的发展将会影响到个人信息保护中法律对于去标识化和匿名化的判断。在此大背景下，个人对于密码的使用权呼之欲出。

[52]参见同上注，第33页。进入专题： 密码法 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 保护规制 。

此外，还有技术方面的国家标准，包括但不限于《GM/T0054-2018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GM/T0044-2016SM9标识密码算法》《 GM/T0045-2016金融数据密码机技术规范》等。匿名化则意味着个人信息数据无法复原。

根据国家密码管理局的相关解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商用密码，既是《密码法》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主选择使用商用密码的权利，也是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商用密码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该法第1798.150（1）中规定：任何消费者如其……未加密或未经处理的个人信息，由于企业违反义务而未实施和维护合理安全程序以及采取与信息性质相符的做法来保护个人信息，从而遭受了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泄露、盗窃或披露，则消费者可因3项原因提起民事诉讼，其中包括提起每个消费者100美元到750美元之间的赔偿请求。马民虎、杜立欣：《内外有别的控制政策——美国密码政策演变轨迹》，载《国际贸易》2001年第10期，第21-23页。加拿大《个人信息保护和电子文件法》（PIPEDA, 2000）则规定：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必须由与个人信息的敏感性相适应的安全措施保障，包括使用密码（passwords）和加密（encryption）等技术措施。

而且，一旦满足了去标识化的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及其他数据使用者也可以免除使用数据进行分析过程中征求用户二次甚至多次授权的麻烦，从而能够一定程度上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合规要求。[38]从技术角度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进行密码圣战的时代，中国现代密码学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基本停留在对称密码技术。

国家对商用密码产品的科研、生产、销售和使用实行专控管理。随着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的发展，以《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为核心的旧体系日益变得无法适应新的需求。

同时，从体制层面，确立商用密码管理机构——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由于非对称密码系统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密功能越来越强，私人通信之间开始形成一种相对不受公权力介入和干涉的自主空间，政府因此开始逐渐失去对密码技术的全面垄断。

随着《密码法》的实施和网络用户加密意识的提高，加密技术的广泛运用趋势已经不可逆转，政府权力与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冲突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亟需相关法律予以应对。反之，一旦数据流通之后，其他主体若可以通过解密技术反推，从而还原原始数据，突破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和匿名化的限制，就会使得个人信息权利重新受到巨大威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密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违法犯罪活动。[64]See Peter Swire Kenesa Ahmad, Encryption and Globalization, 13 Columbia Science Technology Law Review416,441-444(2012).印度最近的密码圣战可以提供参考。

因此，《密码法》的实施必将推动密码治理格局乃至于公权力/私权利关系的结构性转变。随着非对称密码的出现以及大规模的商用化和民用化，密码技术从军政机构手中相对独立出来自行发展，密码的规制、政府的边界、个人的自由和产业的发展，才成为法律和政策上至关紧要的问题。

此条规定设置了两项行政审批：出口许可审批。由是观之，《密码法》中所言的密码概念包括密码学、密码技术和密码产业。

值得说明的是，密码本身和国家秘密并非一回事情。2021年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加密技术与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机制相衔接，在具体的法律保护机制（如知情同意等规则）之外，着重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使用加密技术的制度，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一条技术支撑的路径。